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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节奏（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 作者：许知远;绿茶
革命之子
撰文：罗伯特·基尔德（Robert Gildea）翻译：尤学圣
对于革命者来说，大革命及共和国是未竟的事业。生活于十九世纪的每一代人都用各自的方式与这些问题做斗争。
法国大革命为其之后的每代人都留下了标记。这标记关乎对于新时代的渴望，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向往。同时这标记也关乎悲剧—一场经历了混乱无序、流血牺牲、苛刑暴政的悲剧。它宣示了理性在这现实世界中创造人类进步与幸福的能力；它宣告了应为政府所保护的公民享受自由与平等的权利；它宣示了人民的主权，民选政府的优势，以及法兰西公民向全世界受压迫人民传播自由的责任。但与此同时，大革命也创造了三种新的暴力。第一，大众的暴力。此种大众的暴力肆意践踏并无视民选代表的权威。第二，革命者的极权。这极权让它的反对者时刻处于恐怖的阴影之下。第三，从民意中诞生的拿破仑个人极权。他利用大众的愤怒与不满将个人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自由被牺牲，献祭给了公平；差异被强行抹灭，以大众利益之美名。一种新的革命狂热取代了宗教狂热。它处决敌人，但最终也在革命集团内部的斗争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它向外部挑战，使整个欧洲在长时期内都处于全面战争的阴影下，动荡不安。
大革命使法国人分立于完全相左、不可调和的两个阵营。每个阵营都有他们自己对于理想法国的认识。他们强调本方的完全合法性并将对方妖魔化。一方希望复辟皇权，重新建立由贵族领导的社会等级制度，并恢复受皇权保护的天主教的至高地位。此阵营痛恨革命，但却忘了皇权、教会、革命有过三年的共存期。他们痛斥自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克后的一系列暴力行径。对于天主教改革的努力昙花一现，取而代之的是对天主教的破坏，教堂被关闭，教士与修女被杀戮，教堂的钟声沦于沉寂。皇权被共和取代，国王被共和处死。恐怖统治用诸种残忍手段处置反革命者。因此，反革命者也不可能接受革命者的任何妥协：任何妥协投降的提议都会被立即终止。投降的革命者，自赞成弑君者始，会被一律处死。除此之外，反革命者也不可能与大革命的衍生物—拿破仑政权有任何的妥协交易：在他们眼中，拿破仑是不合法的暴君暴徒。
与此同时，另一阵营的人以同样的激情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推翻故步自封、剥夺人民自由自治权利的旧有政权。当然，旧有政权并不会轻易投降，它雇佣外来军队并挑起在外省的内战。革命者相信他们必须武装起来反抗并消灭暴君、贵族及天主教教士这些反革命力量。他们认定共和体制才是保护自由、公平及革命同仁的完美政治体制。共和体制可以通过诸如公民教育、共和庆典集会及兵役等多种媒介树立爱国主义情绪，以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公民道德。随着人们加入革命军，保皇军与革命军的力量会此消彼长。革命军终会将反革命势力消灭，将自由与革命理念带给那些尚在压迫中挣扎的其他人。他们认为，那种共和国在1804年便夭折，大革命在1814—1815年间随着皇权的重新建立而宣告失败的印象，恰恰证明了革命者对于公民的教育尚有不足，抑或是对于反革命的镇压还不够有力。对于革命者来说，大革命及共和国是未竟的事业。他们分别在1815、1830、1848、1871年重拾革命路线，以期达成较之前更为完全、完善、彻底的革命。
生活于十九世纪的每一代人都用各自的方式与这些问题做斗争。当然，同代人的定义并不总是以相近的出生时间作为标尺。更多的时候，同代人是那些尽管出生时间不相近但却经历了相似历史事件的一群人。这些历史可能是分别发生于1789、1830、1848、1871年的革命事件，可能是1815年自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回法国直至滑铁卢战败的百日王朝，可能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可能是1898年英国与法国在东非殖民地争夺中的剑拔弩张，也可能是分别发生于1905、1911年涉及法国与德国的两次摩洛哥危机。鉴于不同的历史事件和经历这些事件的不同人生阶段，此类事件对其后的每代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尽管有些人可能在某特定历史事件的十年前出生，另一批人在此特定历史事件的十年后出生，但只要他们或以同仁或以导师或以学生的身份同时受此事件影响，那此历史事件便可算作这“同时代人”的另一个“生辰”。当然，并非同时代的所有成员都会对同一历史事件有同样的反应。举例来说，同时代的某些人会被革命激情感染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却会因无尽杀戮、颠沛流离而对革命恨之入骨。在十九世纪，人们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同时代人中的异见，甚至是敌对阵营是否能找到达成政治共识的共通点，以平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衍生出的各类冲突。
由革命者创造的新秩序触及了法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将法国划分为83个由民选行政机构管理、在面积上大抵相当的区，用以取代过去基于省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地理划分。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允许公民选举教士及主教，信仰新教的民众以及犹太人也获得了宗教自由，这些都保证了大革命与天主教会在一段时间内的共存。特权制度的取消使具有才华的年轻人获得了更多施展才能的空间。长子继承权的取消使所有子女有了平等继承的权利。为解决政府金融危机而进行的天主教地产充公及随后与之相关的地产交易，扩大了有地产权的民众的数量。随着离婚的合法化及众多修女教会的解散，妇女也从婚姻及宗教的束缚中被解放，随之，她们得以用普通公民或鼓动者的身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另外，出版自由、演艺自由也刺激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大范围的政治讨论氛围。
但境内及海外的敌对势力随即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威胁。作为回击，同时代人中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推翻王室、宣布共和、审判并处死了国王，他们迎合了民众对于一个能够打击革命敌对势力的强力恐怖统治的需要。在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的一年间，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专政（由十二名成员组成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控制并领导了共和国。他们极力推行的中央集权化使各个省、区及城镇间的矛盾加深，将整个国家推向了内战的边缘。他们视宗教为革命的威胁，故而终止了宗教改革的努力并发动了去基督教运动，以期铲除所有组织化的宗教。原先享有特权的贵族与教士阶级为躲避审判，或转入地下销声匿迹，或选择流亡遁走他乡。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因被认为在商品短缺时囤货不法哄抬物价而遭受同样的审判。女性被剔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异见人士的言论与作品受到层层审查。雅各宾专政及恐怖统治使法国分裂成水火不容互不饶恕的两派。在反对雅各宾专政的阵营中，有如年轻贵族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一类人。夏多布里昂在恐怖统治时期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姐，在流亡前他加入了反对革命的军队，并在对革命军的战斗中英勇向前。
1794年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争斗，那些在内斗中存活下来的势力在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中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并且寻求以更为长远稳妥的方式重建共和国。此时，1760年之后出生的新一代革命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希望建设一个以自由而非专政为根基的共和，他们希望由一个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组成的议会来管理共和，以取代暴徒与暴力的统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法王路易十六的财相内克尔的女儿德·斯塔尔以及她的情人—一位年轻的瑞士知识分子，邦雅曼·贡斯当。但当这种自由渐渐演变成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向在比利时、荷兰、莱茵、瑞士、意大利建立过功绩却被革命军抛弃的军事极权寻求帮助，便成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虽然在1760年代出生的革命军将军中有多位人选可供选择，但最终是拿破仑，这位在1796年征服了意大利、在1798年征服了埃及与叙利亚的将军，成了法国新的极权统治者。以暴力为形式的革命结束了，新的革命原则融入了对秩序的需求。他将法国的行政管理中央化。官员须由中央政府任命。军方人物及社会精英阶层成为新的“贵族”。宗教方面，拿破仑与罗马教廷的协约使法国的天主教会得以恢复，但新的教会开始受制于政府并不再具有独立性。女性的个体自由再次牺牲给家庭的整体利益，夫妻可协议离婚的法令被废除。艺术创作或需为意识形态服务或需经历层层审查。举例来说，革命派画家让－路易·大卫及他的学生们便被政府雇佣，为拿破仑及他的英武行为创作肖像。
在1800年前后出生的第二代人并没有亲身经历大革命，但他们却是在政府管理或沙场战斗中创造保卫了大革命的那代人的后代。他们成长于拿破仑帝国时期，并在1820年左右成人。诸多历史学家讨论过这代人的身份辨识，有的历史学家将这代人特定为在1792—1803年间出生的一批人。
1800年前后出生的这代人在宗教问题上也争执不休。其中的一部分人惊恐于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权期间重现的革命趋势，随继成为天主教会及皇室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中包括亚尔斯本堂神父和费利西泰·拉梅内。虽然这两人都是在1800年前出生，但他们都是出于对拿破仑百日政权的恐慌及反对于1815年加入天主教会成为神父，并立即开始了重建法国民众天主教信仰的传教工作。而同时代人中的自由派，因为他们所支持的政权一步步滑向专制极权的泥潭，也开始变得极端反对教士参与政治、并希望能摧毁天主教会与皇权的同盟者。这个目标在1830年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拉梅内断言与绝对皇权的联盟并不是保护宗教的最佳方式，与自由的同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宗教。他带领他的学生及一批志同道合之士试图寻找一种宗教与自由共存的方式，但这一努力不久随着教皇的反对而夭折。但于这个时代尾端出生的弗雷德里克·奥扎南，在1848年开始重新尝试寻找宗教与民主共存的形式。从文化层面或政治层面分析，出生于1800年前后的这代人是浪漫主义的一代。维克多·雨果和大仲马都是革命派子弟，他们的父亲同为军事将领。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也被传言为塔列朗的私生子。他们的作品都面向新的受众，以新的手法探索关于爱、自由、暴力的主题。在军人子弟中同样也包括一些杰出的女性。例如德尔菲娜·盖伊（她的母亲通过革命时期的1792年《离婚法》与她身为拿破仑时期军官的父亲离婚）和乔治·桑（她的父亲是缪拉将军的副官，在她四岁时辞世）。她们及同时期的其他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于1816年实施的禁止离婚的法令，并通过新闻活动及文学创作为女性寻求更大的公共空间。德尔菲娜·盖伊（婚后名为德尔菲娜·德·吉拉尔丹）支持1830年的革命，乔治·桑也投身于1848年的共和事业。但关于法国的国际地位，这代人都对法国1814—1815年间的战败感到极端失望，并对政府未能重塑拿破仑时期法国的辉煌感到不满。儒勒·米什莱和埃德加·基内等同时代的一批人一直希望能够重塑法兰西的荣光，并让法国再次成为这暗淡的现实世界中自由与文明的明灯。
因为1848年的暴动与镇压，以及随后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及专制，在1830年前后出生的第三代人并没有多少机会产生对革命的错觉。与或相信君主立宪或为共和吸引的上一代人不同，1830年左右出生的这代人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也不再执迷于某种特定的政府形式，他们变得更加务实。这代人是建设者而不再是梦想家。自1848年后，以男性公民普选权为形式的平等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既成事实，路易－拿破仑并没有取消而是恢复了这种平等。相反，因为同时期有一种普遍的忧虑，认为将自由设为唯一根本的目的会使自由本身慢慢沦为暴力，因此真正受到攻击而处于危险境地的是自由，或者说有秩序的自由。这代人中如埃米尔·奥利维耶等一批人服务于法兰西第二帝国。他们试图使帝国变得更加自由化，在1870年第二帝国崩溃前确立的宪法也使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另一批人得益于第二帝国的崩溃，得以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者。他们建立议会政体，以期同时避免帝国的极权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这批人的领袖包括莱昂·甘必大、茹费理、奥古斯特·舒勒－科斯特纳和朱丽叶·亚当（他是甘必大政治生涯发端的沙龙的主持人）。当然，并非同时代中的所有人都是选择中间路线的务实者。同时代中的另一阵营从1848及1851年的事件中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他们来说，法国工人阶级在1848年六月起义中对于自由及经济保障的诉求以及拿破仑三世在1851年的政变，恰恰表明了资产阶级会不惜使用暴力手段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的本质。此阵营中的一批人追随蒲鲁东的脚步将全部精力投入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另一批人却信奉布朗基自第二帝国监狱中传播的雅各宾派革命哲学，或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通过第一国际的一系列会议渐为人们熟悉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这个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儒勒·瓦莱斯、亨利·罗什福尔和路易斯·米歇尔，他们希望通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完成1848年六月起义未竟的事业。
183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在其他领域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反对权力的过度中央集权化。尽管认同巴黎的政治决议中央化，但是他们非常希望行政职能能够被分配到各省级单位，各省又能够对于市镇管理者的任命向地方长官及市议会提供意见。虽然他们这一代人在第二帝国时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在第三共和国治下事态正发生显著的变化。因为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恢复了教会的政治影响力，这代人希望能够降低教会的这种政治影响。同时他们也特别希望能够阻止教会在国民教育领域日益显著的影响力。但这代人对于教会的反对，更多的是植根于科学主义及对科学的信仰，而非似他们的前辈一般单纯地去除旧习、打破偶像崇拜。他们树立了一种新的以对社会秩序的敬畏为根基的世俗道德观念，以取代在公立学校中的以对地狱的恐惧为基础的宗教道德教育。欧内斯特·勒南写就了非常学术化的《耶稣传》。这本书将耶稣的一生设定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而去除了很多神话性的因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教育大臣费里法也将宗教仪式与宗教教育从公立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去除。因为教会的影响力在女性教育领域最为显著，故而183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特意设立了针对女性的公立教育。而同一时期，以玛丽亚·德雷姆为首的女权主义者也在为女性寻求公民权利，并成功地在1884年重新为妇女争取到离婚权。在艺术领域，183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艺术家更趋向于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亲历了梦想在赤裸粗暴的政治与军事力量面前的无力后，龚古尔兄弟、福楼拜和小仲马等一批作家决定将全部的精力献给对现实生活更精准的描述。在绘画领域，继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之后，出现了一批以马奈为中心的印象派画家，他们将创作的注意力转向了现实生活，而不再是以描述历史与传奇为绘画的中心。在国际关系领域，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战败，在国民中引起了最沉重的苦痛。普法战争的失败是这代人成年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人们在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后，开始对国家定位进行深刻的反思。欧内斯特·勒南、弗斯特尔·德·库朗日和恩斯特·拉维斯都在战后对重新定义法国、恢复国家自觉意识、重塑民族自信方面做出了贡献。
这个时代的人试图在多个领域使共和国重新焕发活力。在政府职权划分方面，尽管183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做出了一定的改革，但自1800年以来桎梏法国发展的行政中央集权化依然存在。这代人希望对此作出改变。洛林的巴雷斯、普罗旺斯的夏尔·莫拉斯以及朗格多克的让·夏尔·布伦，都是呼吁地区自治的活动家中的代表人物。在宗教领域，这代人努力平息由“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的关于宗教的争斗。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政教分离的谈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罗马天主教廷与法国世俗政府间的既有协议规定法国的天主教会从政府处获取资助，而作为回报，法国的天主教会需听命于法国的世俗政府。以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为代表的一批人成功废除了这项协议。因此，教会可以再次以独立自由的组织形式存在，人们也再次可同时以天主教徒及共和主义者两种身份存在。这代人中也产生了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中既包括La Fronde报的编辑玛格丽特·杜兰德，也有如让娜·施玛尔和马德莱娜·佩尔蒂埃一样的律师和医生。让娜·施玛尔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已婚妇女自由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而马德莱娜·佩尔蒂埃则作为医生发起保护女性控制生育及堕胎权利的运动。在文化领域，这代人是象征主义的一代。他们的描述对象与他们父辈所极力描述的现实生活保持了距离。他们试图从原始艺术、神话或传说中寻求达致完美精神层面的灵感。这一类艺术家的代表人物包括兰波、马拉美及其追随者纪德、瓦雷里、普鲁斯特，毕沙罗及其追随者瑟拉和西尼亚克，高更及其追随者维亚尔和莫里斯·丹尼，以及音乐家德彪西。
不同于被1870年的普法战败所震撼的1830一代，186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趋向于反军国主义，并对伟大国家等观念甚少兴趣。这一时期出现一批如吕西安·德卡夫和乔治·达里恩的反军国主义活动家。但是，“德雷福斯事件”及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同时在法国内部及国际舞台中暴露了法国的孱弱。这也促成了此时代中如巴雷斯和夏尔·莫拉斯的一批人迅速地转向了国家主义。同时，这一时代中较为年长并经历了1870年战败的一批人（如欧仁·艾蒂安）的帝国主义殖民主张也得到了拥护。欧仁·艾蒂安不但在第三共和国的印度支那及非洲殖民地军官中（如加列尼和他的副官利奥泰）有一定的影响力，随后1860一代的殖民地军官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夏尔·芒然以及法绍达战争中的军事首领让–巴蒂斯特·马尔尚。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挫败，也让普安卡雷和巴尔东领导的1860一代的政治人物重新审视并希望重塑法国的国际地位。亚历山大·米勒兰等原先反对用军队镇压罢工游行的社会主义者也变成国家与军队的坚定支持者。
我们所提到的五代人中的最后一代人出生于1890年前后。这代人从与“德雷福斯事件”直接相关的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中受到的影响，远小于自德雷福斯事件其后的政治形势中受到的影响。他们对政府的绥靖政策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美好时代”时期执政的1860一代的政治家为权力出卖了原则，将政治理念献祭给了政治妥协。他们认为走中间路线的共和国是各政治势力—特别是激进派—政治交易的产物：它代表了那些政治家中的犹太人、新教徒或与国际性组织有瓜葛的人对国家利益的出卖。这代人选择或极左或极右的政治立场。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了如巴雷斯和莫拉斯等极右派的感召，加入后者以推翻腐败的共和国，并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受大众欢迎的皇权为目的的法兰西运动组织。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成了夏尔·贝玑的追随者。（夏尔·贝玑原为左派，但因同盟者的出卖转向天主教与爱国主义。）
这代人的集体身份通过1913年的一份名为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
恩斯特·普西夏里是这代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祖父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欧内斯特·勒南。普西夏里毕业于法国反教权思想的主阵营索邦大学，但后来却归顺了天主教。与人们设想的不同，他并没有选择学术研究的道路。相反，他加入了殖民地军队，在非洲战场作战，并创作了多部以爱国主义及尚武精神为题材的小说。他是一战战场上法军军官的典型代表，也是第一批在一战中阵亡的法军军官。他在1914年8月22日战死于比利时战场。两个星期后他的老师夏尔·贝玑也死于马恩河战役。这些人是经历了凡尔登战役、贵妇小径战役的1890一代中的中坚力量。最终，像他们一样在一战中阵亡的一百五十万法国军民，既表明了法国民众团结的力量，也宣告了自大革命以来的内部纷争终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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